我的一生中既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也经历了和平环境中的建设年代。1914年我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宫毓灵，字凤五。1936年，正在山东莱阳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念书时，“一二九”抗日运动的风潮波及胶东半岛，从小受尽地主剥削和军阀战乱之苦的我，积极参加了莱师抗日救国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2月，我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军，任第四大队政治引导员，后任蓬莱县抗日政府保卫大队政治引导员，从此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我知道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大家民族的苦难之源，遂决定将自己改为“愚公”，决心用愚公移山的志向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1941年1月，日本鬼子加紧了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分割和封锁。当时，我担任胶东军区昌邑县独立营政委。胶东地区与上级机关的联系、大批干部的往来和军需品的转送都是通过两条交通走廊来完成的，一条经胶州、高密、诸城到沂水县，已被日伪军切断，不能通行；另一条经昌邑、寿光、临淄、邹平、长山到沂水县，日伪军在青乡、杜家沟子和徐家庄等地增设据点，经常冒犯我根据地，妄图再切断这条沿渤海边的交通走廊。我与战友对敌情、我情和地形进行认真研究，我提出一要有勇，要主动出击、奋勇杀敌；二要有谋，要针对敌强我弱打游击战，打闪电战，打埋伏战，打夜战；三要加强情报工作，掌握敌人的日夜动态；四要改造地形，村与村用交通沟连成蜘蛛网状，便于打击日寇；五要瓦解敌军，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撑，后来的战斗果然取得了胜利，把鬼子弄得鸡犬不宁、寝食难安。
       我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在实战中经常运用灵活多变战术，牢牢牵制敌人对我军的反扑和扫荡。1942年6月，我得到日寇已打探到我军驻地、正发兵向驻地袭来的情报。我马上紧急集合部队准备转移。转移到哪儿去呢？我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机立断带领部队，顺着交通沟隐蔽到开阔茂密的高梁地里，暗度陈仓与鬼子周旋。大家打一阵就回到驻地休息，当敌人扑空后精疲力竭返回时，大家又出其不意地追尾猛打，打得鬼子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这样既牵制敌人的兵力，又向根据地军民发出了警报。正是大家一回又一回巧妙地周旋和杀敌，才保障了渤海唯一交通走廊的安全畅通，对整个山东抗日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投身到更为恢弘壮烈的解放战争中去。先后参加了泰蒙战役、梁山阻击战、渡江作战以及凇沪战役等重大战斗，直至全国解放。在建国后的岁月里，我仍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姿态投身于国防建设和地方建设，其中也有坎坷和波折。但是，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为一怨而伤怀，不为一失而消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从一介书生到参加抗战，从大泽山的游击战，到确保“渤海交通走廊”的斗争，我在党的关心爱护下，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成长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和国家干部。我希翼大家的年轻人永远不忘大好河山得来不易，革命前辈创业艰难，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踏着前辈的足迹进行前进。（宫愚公 建材集团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