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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头条】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寿伟光:“要素下乡”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发布时间:202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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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6号,《政协头条》刊发了题为《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寿伟光:“要素下乡”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的文章。

"十四五”开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正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已为乡村振兴提出具体的路线图。

如何真正为乡村嵌入功能,如何让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真正流动起来?近年来,上海国盛集团贯彻中央和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示精神,率先落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求,前瞻性思考和规划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方向和运作理念。

就此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国盛(集团)有限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

联合时报:您认为当前上海乡村振兴的难点是什么?

寿伟光: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上海乡村振兴推进工作主要围绕重点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产城乡一体化建设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从实际运作来看,上海乡村振兴仍面临“钱、人、地、产”的症结问题,集中体现在五大方面:

首先是,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入仍然以财政投入驱动为主导。目前,上海市乡村振兴工作中大多数基础配套设施、农民集中居住、产业发展项目是由政府主导投资建设。这种做法在“示范村”建设阶段,有利于快速形成成果,突出示范效应,也有利走通乡村振兴流程,积累工作经验。但从长远看,乡村振兴毕竟要从“盆景”走向“大田”,过于倚重公共资金投入,难免会积累资金压力,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公平等深层次问题。

产业带动区域发展弱。目前,上海农业产业发展规模受自然资源限制,普遍体量小、分布散、能级低,且缺乏有效集成平台及联动机制,导致同片区产业资源要素流动不畅,科技化、数字化程度低,产业链附加价值提升有限,无法带动三产高度融合与区域经济壮大。

与“产业兴旺”难题关联的,是农民缺乏持续增收机制。按照现行的3种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模式,村民虽可一次性获得资产或货币收益,但原有工作、生活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可持续收入增长来源受阻。

产业空间盘活效率低。目前,上海涉农区域的城乡建设用地产业承载力较弱、利用率较低,节地后的土地指标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注入。乡村振兴投资运营的协同性较差,缺乏自我造血机制,形成“有空间、无运营”的资产运作窘境。

城乡一体格局形成难。目前,上海的城乡之间依然存在人力、产业、资本各方面的隔断,城乡之间资源要素流动不畅,缺乏整体统筹联动区域资源的机制与平台,城乡难以联动发展。

联合时报: 国盛集团作为大型国有资本平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有哪些主要经验?

寿伟光: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到,为加快推动郊区乡村成为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以及有效解决上海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国盛集团作为市属国资运营平台责无旁贷,必须积极主动担负起国资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聚集和整合政府、国资、社会资本各方的优势资源,全要素、多维度、高效率地开展市场化运作。

集团在乡村振兴领域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相关经验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家探索创建了“党建+产业+基金+基地+智库”的组合运作模式和各方融合发展机制,激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内生动力。有效的模式和机制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城乡融合、农业升级和农民富裕,为上海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作推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路径。而且集团与对口的云南省南涧县携手构建的跨区域联动发展机制,还走出了一条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路子。

二是大家联合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了长三角乡村振兴投资基金,搭建全产业链运作的投资运营一体化平台。国盛集团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不是国有资本唱“独角戏”,根本目的在于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放大资源配置功能和产融结合效应,引领和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搞“大合唱”。集团通过基金围绕涉农片区的整体开发及乡村振兴全产业链运作,放大资金和资源的通道容量和驱动能级,更好着力于乡村产业的发展,以有力的金融支撑,帮助当地区域形成“城乡融合、产融结合、资源聚合、平台整合、社会联合”的乡村发展新态势。

三是大家不断创新迭代运营模式和样板,打造数字资产管理平台盘活乡村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集团充分发挥所属市场化平台的机制作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单点创新突破到多维立体式创新,逐步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片区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特色样板。当前,集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战略,计划以乡村数字资产平台为依托,以所有方与运营方之间分红共赢机制为抓手,探索形成政府、集体、运营各方对乡村资源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合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联合时报:在市政协对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相关调研中,土地资源盘活、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人才振兴乏力等被认为是比较难解的问题。国盛集团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寿伟光:从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角度,大家主要考虑了三条路径:

通过推进集中居住腾挪产业空间来实现空间塑形。根据上海近郊的乡村普遍体量较小、产业空间建设用地有限的实际情况,国盛集团加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统筹谋划。

通过村庄归并平移、集约改造、村民进城进镇的方式推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形成“政府+企业+农民”多元投入模式,将闲置的空间资产变为可承载产业的基地空间。通过结余建设用地开发,后续宅基地统一盘活利用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和村民参与集中居住的积极性。通过产业运营将产业空间变为可享受的收益资产。并通过土地入股、村民入股等方式构建集体经济造血和村民增收机制。

比如,大家在金山吕巷镇的项目,每户村民将宅基地交还村集体,只需出资40万元,就可获得两套住宅,可自主选择自住或托管出租。一期计划安置的60户村民,已经有28户选择“住一套,租一套”,以获得房租收入。对腾挪出来的闲置宅基地,吕巷镇政府联合企业通过资产化、股权化等手段,重新评估资产价值,引入专业团队和村民成立股份合作社,打造乡村“产业社区”,实现家门口就业。

打造产业社区培育“五型经济”实现产业兴旺。围绕上海“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完善经济发展格局,国盛集团将“五型经济”产业导入作为带动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引擎,着力于打造“三产融合”和“三区联动”的产业社区。在实践中,跳脱出“乡村”的地域限制,联动周边产业园区转型升级,以产业运营为纽带串联整片区的农区、园区及镇区。城镇和工业园区吸纳乡村延伸的产业链,乡村为城镇和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配套,实现乡镇全域产城乡一体化整体开发格局。

奉贤区的吴房村,是远近闻名的“黄桃之乡”。原来黄桃的产量数字好看,但是销售渠道窄,收益其实一般。大家支撑当地引进上海市农科院、台湾永龄农场等资源,构建科技农业发展联盟。桃花可以打造成观光项目,桃胶可以与美容保健产业结合,桃核可以成为工艺美术的重要载体。未来吴房村将以传统黄桃生产为特色产业,建立“黄桃标准、黄桃食品研发、黄桃营销品牌、黄桃价格”四个体系,形成全国黄桃交易电商平台。还导入汉能、中车城市交通、以色列阿森沃亩等知名产学研资源,将吴房村打造成为新型产业社区及青村镇全域的招商窗口,使产城乡一体化示范社区的构建成为可能。目前,吴房村形成了22个产业板块、13个配套板块和7个乡镇基地。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带动特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盘活了低效资源,提高农业附加值,提升价值链。

激活人才资源助力辐射推广,为乡村振兴“铸魂”。国盛集团提出乡村振兴“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发起成立长三角乡村振兴人才发展中心及思尔腾乡村振兴学院,通过人才实训和人才机制建设为乡村振兴“铸魂”。首先,立足上海并向长三角乃至全国输出模式与经验,开设人才培训课程,帮助当地招募和实训项目团队。其次,打造和推广“同频共振”的发展机制:村民融合机制——以合作社、村集体合股合作形式释放人才振兴和村民入股的内生动力,优先招聘返乡青年,建立新老村民间的代际情感;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搭建员工持股平台搭建人才发展的“事业共同体”,绑定专业贡献与业绩激励;人才保健机制——投资筹建城乡一体互联网医院,打通三甲医院的诊疗资源、乡镇卫生所和新老村民健康需求间的交互渠道。

还是在吴房村,随着各项配套设施、功能布局的不断完善,村内的入驻企业日益增多,就业机会也不断上升。当地农民不再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近就业,许多已在城市工作的青壮年也开始陆续回流。

联合时报:国盛集团在参与乡村振兴领域有哪些创新举措?

寿伟光:大家有五大创新:

投资运营一体化的资本平台创新

不同于一般性的政府引导性基金或以财务性投资为主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国盛集团搭建的长三角乡村振兴投资基金是一个投资运作、产业运营、资源整合的战略平台。

基金由上海国盛集团出资引导,撬动集体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基金下设产业运营板块——实体运营平台思尔腾科技企业;产业空间板块——农区开发平台盛溪发展企业、园区和镇区开发平台盛贤智创企业;产业投资板块——直投区域内能够引导乡村发展的代表性项目。3个板块紧密相连、集成运作,其中产业运营板块创新采用一体化模式,成为基金投资运营一体化运作的枢纽。

打包立项的开发建设创新

传统的乡村整治是“田、水、路、林、村”按条线分开立项,独立规划建设,联动性差,效率较低。2018年,上海国盛集团以扶贫帮困“结对”为契机,在当地政府支撑下介入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的改建提升中,首创整体规划、打包立项方式。

上海国盛集团坚持“不策划不规划,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的原则。针对吴房村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统一打包后向发展改革部门申请立项,采用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招标的方式,统筹水务、住建等资金注入统一账户用于村庄建设。大大缩短建设周期,工程竣工后组织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做到程序闭合。

“就地上楼”的集中居住创新

上海在传统的“上楼”“平移”方式推进下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多为大户型,房屋实际使用率较低,居住环境改善较弱。上海国盛集团根据农民真实诉求,设计“就地上楼”的集中居住方案,创新性回应农民对居住环境改善的期盼。

“就地上楼”模式提升节地率的同时,避免了农民离土离乡。建筑方案上,优化了村民集中居住户型设计,满足不同需求。同时,也为庭院康养类产业导入、资产运营管理提供客观条件,为后续资产价值盘活构筑基础。住宅主体外立面采用层层退台设计,确保户户村民具有足够的自用地空间,充分保留乡村风韵。

数字科技赋能的资产管理创新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而且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上海国盛集团对此前瞻性布局,以吴房村为启动试点,开发乡村数字化资产管理系统。

目前,吴房村围绕农村“三块地”的数字化管理,实现“乡村资产+招商运营”数字化闭环的构建,涵盖16个子系统、300+个系统应用及10000+个功能点,让村民看得到收益,资产增值更加透明,解决乡村资产管理中的资产估值、收益变动、多方分红共赢机制等问题,使财政投入可更加有效支撑资产的后续运营,实现资产增值收益的可持续共享。

“投贷证债租”全渠道的金融服务创新

乡村振兴所需资金通常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少,财政资金压力大,带动效应弱。上海国盛集团坚持以长三角乡村振兴投资基金为驱动引擎,吸引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参与,实现全过程、全渠道的金融服务链联动。

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投资优质科技农业、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人才教育等项目,助力农区资产盘活、园区腾笼换鸟和镇区城市更新;基金基于城乡资产的可运营属性,引入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贷款,以资产运营为还款来源规避政府隐性负债的风险;基金以国资平台增信,充分利用投行券商资源,探索引入绿色债等创新债券融资渠道;基金以农机设备、资产经营权等资源要素为标的物与融资租赁平台合作,平滑乡村振兴项目投资过程中的现金流;基金积极申报公募Reits试点,寻求资产证券化的退出通道,通过探索多元化资金平衡及长效发展机制,增强乡村振兴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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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头条】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寿伟光:“要素下乡”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发布时间: 2021/03/27

2021年3月26号,《政协头条》刊发了题为《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寿伟光:“要素下乡”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的文章。

"十四五”开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正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已为乡村振兴提出具体的路线图。

如何真正为乡村嵌入功能,如何让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真正流动起来?近年来,上海国盛集团贯彻中央和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示精神,率先落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求,前瞻性思考和规划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方向和运作理念。

就此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国盛(集团)有限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

联合时报:您认为当前上海乡村振兴的难点是什么?

寿伟光: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上海乡村振兴推进工作主要围绕重点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产城乡一体化建设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从实际运作来看,上海乡村振兴仍面临“钱、人、地、产”的症结问题,集中体现在五大方面:

首先是,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入仍然以财政投入驱动为主导。目前,上海市乡村振兴工作中大多数基础配套设施、农民集中居住、产业发展项目是由政府主导投资建设。这种做法在“示范村”建设阶段,有利于快速形成成果,突出示范效应,也有利走通乡村振兴流程,积累工作经验。但从长远看,乡村振兴毕竟要从“盆景”走向“大田”,过于倚重公共资金投入,难免会积累资金压力,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公平等深层次问题。

产业带动区域发展弱。目前,上海农业产业发展规模受自然资源限制,普遍体量小、分布散、能级低,且缺乏有效集成平台及联动机制,导致同片区产业资源要素流动不畅,科技化、数字化程度低,产业链附加价值提升有限,无法带动三产高度融合与区域经济壮大。

与“产业兴旺”难题关联的,是农民缺乏持续增收机制。按照现行的3种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模式,村民虽可一次性获得资产或货币收益,但原有工作、生活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可持续收入增长来源受阻。

产业空间盘活效率低。目前,上海涉农区域的城乡建设用地产业承载力较弱、利用率较低,节地后的土地指标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注入。乡村振兴投资运营的协同性较差,缺乏自我造血机制,形成“有空间、无运营”的资产运作窘境。

城乡一体格局形成难。目前,上海的城乡之间依然存在人力、产业、资本各方面的隔断,城乡之间资源要素流动不畅,缺乏整体统筹联动区域资源的机制与平台,城乡难以联动发展。

联合时报: 国盛集团作为大型国有资本平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有哪些主要经验?

寿伟光: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到,为加快推动郊区乡村成为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以及有效解决上海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国盛集团作为市属国资运营平台责无旁贷,必须积极主动担负起国资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聚集和整合政府、国资、社会资本各方的优势资源,全要素、多维度、高效率地开展市场化运作。

集团在乡村振兴领域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相关经验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家探索创建了“党建+产业+基金+基地+智库”的组合运作模式和各方融合发展机制,激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内生动力。有效的模式和机制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城乡融合、农业升级和农民富裕,为上海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作推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路径。而且集团与对口的云南省南涧县携手构建的跨区域联动发展机制,还走出了一条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路子。

二是大家联合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了长三角乡村振兴投资基金,搭建全产业链运作的投资运营一体化平台。国盛集团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不是国有资本唱“独角戏”,根本目的在于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放大资源配置功能和产融结合效应,引领和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搞“大合唱”。集团通过基金围绕涉农片区的整体开发及乡村振兴全产业链运作,放大资金和资源的通道容量和驱动能级,更好着力于乡村产业的发展,以有力的金融支撑,帮助当地区域形成“城乡融合、产融结合、资源聚合、平台整合、社会联合”的乡村发展新态势。

三是大家不断创新迭代运营模式和样板,打造数字资产管理平台盘活乡村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集团充分发挥所属市场化平台的机制作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单点创新突破到多维立体式创新,逐步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片区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特色样板。当前,集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战略,计划以乡村数字资产平台为依托,以所有方与运营方之间分红共赢机制为抓手,探索形成政府、集体、运营各方对乡村资源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合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联合时报:在市政协对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相关调研中,土地资源盘活、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人才振兴乏力等被认为是比较难解的问题。国盛集团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寿伟光:从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角度,大家主要考虑了三条路径:

通过推进集中居住腾挪产业空间来实现空间塑形。根据上海近郊的乡村普遍体量较小、产业空间建设用地有限的实际情况,国盛集团加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统筹谋划。

通过村庄归并平移、集约改造、村民进城进镇的方式推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形成“政府+企业+农民”多元投入模式,将闲置的空间资产变为可承载产业的基地空间。通过结余建设用地开发,后续宅基地统一盘活利用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和村民参与集中居住的积极性。通过产业运营将产业空间变为可享受的收益资产。并通过土地入股、村民入股等方式构建集体经济造血和村民增收机制。

比如,大家在金山吕巷镇的项目,每户村民将宅基地交还村集体,只需出资40万元,就可获得两套住宅,可自主选择自住或托管出租。一期计划安置的60户村民,已经有28户选择“住一套,租一套”,以获得房租收入。对腾挪出来的闲置宅基地,吕巷镇政府联合企业通过资产化、股权化等手段,重新评估资产价值,引入专业团队和村民成立股份合作社,打造乡村“产业社区”,实现家门口就业。

打造产业社区培育“五型经济”实现产业兴旺。围绕上海“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完善经济发展格局,国盛集团将“五型经济”产业导入作为带动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引擎,着力于打造“三产融合”和“三区联动”的产业社区。在实践中,跳脱出“乡村”的地域限制,联动周边产业园区转型升级,以产业运营为纽带串联整片区的农区、园区及镇区。城镇和工业园区吸纳乡村延伸的产业链,乡村为城镇和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配套,实现乡镇全域产城乡一体化整体开发格局。

奉贤区的吴房村,是远近闻名的“黄桃之乡”。原来黄桃的产量数字好看,但是销售渠道窄,收益其实一般。大家支撑当地引进上海市农科院、台湾永龄农场等资源,构建科技农业发展联盟。桃花可以打造成观光项目,桃胶可以与美容保健产业结合,桃核可以成为工艺美术的重要载体。未来吴房村将以传统黄桃生产为特色产业,建立“黄桃标准、黄桃食品研发、黄桃营销品牌、黄桃价格”四个体系,形成全国黄桃交易电商平台。还导入汉能、中车城市交通、以色列阿森沃亩等知名产学研资源,将吴房村打造成为新型产业社区及青村镇全域的招商窗口,使产城乡一体化示范社区的构建成为可能。目前,吴房村形成了22个产业板块、13个配套板块和7个乡镇基地。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带动特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盘活了低效资源,提高农业附加值,提升价值链。

激活人才资源助力辐射推广,为乡村振兴“铸魂”。国盛集团提出乡村振兴“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发起成立长三角乡村振兴人才发展中心及思尔腾乡村振兴学院,通过人才实训和人才机制建设为乡村振兴“铸魂”。首先,立足上海并向长三角乃至全国输出模式与经验,开设人才培训课程,帮助当地招募和实训项目团队。其次,打造和推广“同频共振”的发展机制:村民融合机制——以合作社、村集体合股合作形式释放人才振兴和村民入股的内生动力,优先招聘返乡青年,建立新老村民间的代际情感;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搭建员工持股平台搭建人才发展的“事业共同体”,绑定专业贡献与业绩激励;人才保健机制——投资筹建城乡一体互联网医院,打通三甲医院的诊疗资源、乡镇卫生所和新老村民健康需求间的交互渠道。

还是在吴房村,随着各项配套设施、功能布局的不断完善,村内的入驻企业日益增多,就业机会也不断上升。当地农民不再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近就业,许多已在城市工作的青壮年也开始陆续回流。

联合时报:国盛集团在参与乡村振兴领域有哪些创新举措?

寿伟光:大家有五大创新:

投资运营一体化的资本平台创新

不同于一般性的政府引导性基金或以财务性投资为主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国盛集团搭建的长三角乡村振兴投资基金是一个投资运作、产业运营、资源整合的战略平台。

基金由上海国盛集团出资引导,撬动集体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基金下设产业运营板块——实体运营平台思尔腾科技企业;产业空间板块——农区开发平台盛溪发展企业、园区和镇区开发平台盛贤智创企业;产业投资板块——直投区域内能够引导乡村发展的代表性项目。3个板块紧密相连、集成运作,其中产业运营板块创新采用一体化模式,成为基金投资运营一体化运作的枢纽。

打包立项的开发建设创新

传统的乡村整治是“田、水、路、林、村”按条线分开立项,独立规划建设,联动性差,效率较低。2018年,上海国盛集团以扶贫帮困“结对”为契机,在当地政府支撑下介入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的改建提升中,首创整体规划、打包立项方式。

上海国盛集团坚持“不策划不规划,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的原则。针对吴房村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统一打包后向发展改革部门申请立项,采用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招标的方式,统筹水务、住建等资金注入统一账户用于村庄建设。大大缩短建设周期,工程竣工后组织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做到程序闭合。

“就地上楼”的集中居住创新

上海在传统的“上楼”“平移”方式推进下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多为大户型,房屋实际使用率较低,居住环境改善较弱。上海国盛集团根据农民真实诉求,设计“就地上楼”的集中居住方案,创新性回应农民对居住环境改善的期盼。

“就地上楼”模式提升节地率的同时,避免了农民离土离乡。建筑方案上,优化了村民集中居住户型设计,满足不同需求。同时,也为庭院康养类产业导入、资产运营管理提供客观条件,为后续资产价值盘活构筑基础。住宅主体外立面采用层层退台设计,确保户户村民具有足够的自用地空间,充分保留乡村风韵。

数字科技赋能的资产管理创新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而且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上海国盛集团对此前瞻性布局,以吴房村为启动试点,开发乡村数字化资产管理系统。

目前,吴房村围绕农村“三块地”的数字化管理,实现“乡村资产+招商运营”数字化闭环的构建,涵盖16个子系统、300+个系统应用及10000+个功能点,让村民看得到收益,资产增值更加透明,解决乡村资产管理中的资产估值、收益变动、多方分红共赢机制等问题,使财政投入可更加有效支撑资产的后续运营,实现资产增值收益的可持续共享。

“投贷证债租”全渠道的金融服务创新

乡村振兴所需资金通常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少,财政资金压力大,带动效应弱。上海国盛集团坚持以长三角乡村振兴投资基金为驱动引擎,吸引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参与,实现全过程、全渠道的金融服务链联动。

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投资优质科技农业、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人才教育等项目,助力农区资产盘活、园区腾笼换鸟和镇区城市更新;基金基于城乡资产的可运营属性,引入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贷款,以资产运营为还款来源规避政府隐性负债的风险;基金以国资平台增信,充分利用投行券商资源,探索引入绿色债等创新债券融资渠道;基金以农机设备、资产经营权等资源要素为标的物与融资租赁平台合作,平滑乡村振兴项目投资过程中的现金流;基金积极申报公募Reits试点,寻求资产证券化的退出通道,通过探索多元化资金平衡及长效发展机制,增强乡村振兴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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